前几天去上海自然博物馆观看各种化石和标本，看到一大群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参观。小孩与大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小孩非常好动，前来参观的小孩总是三五成群在博物馆里跑来跑去，互相打闹。
这让我回想起小时候也和他们一样，也非常好动和贪玩，不论是放学后还是寒暑假，我一定都会和小朋友跑出去到处玩。不过在老师眼中我一直都是一个文静的小孩，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学习成绩优异。可是身边的同学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上课经常搞小动作、作业基本都是要别人写的“不务正业”的典范。
在北京工作时，同事上下班的时间每天都要开车去学校接送小孩，他们的孩子除了上学的时间以外基本上都在家里，放假时大多也由父母带出去游乐场之类的地方玩。寒暑假期间由于父母要上班，有些同事则会把小孩带来公司。我偶尔也会和他们的小孩一起玩，同事的孩子也经常会叫我哥哥而不是叔叔。某个同事的女儿则和她爸爸说：“我应该叫他大哥哥，不对，是小哥哥。”
虽然他们眼中也有我小时候的无忧无虑和欢快，但我一直认为，小孩子应该和同龄的伙伴在一起玩，才会拥有最欢乐的时光。我的家人大概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父母除了偶尔带我去公园和动物园以外，绝大多数时间都任由我和其他同学或者邻居的小孩在一起玩。从小学一年级（6 岁）开始，父母便不再接送我上下学，每天都是我自己去上学，放学后我基本不会马上回家而是到处鬼混。
这种“散养式”的方法使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所以我至今都很庆幸自己出生在了一个非常开放的家庭。
小学的时候和班里的同学在一起玩的东西还真不少。除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大众化游戏外，我们还会自创一些游戏。比如我经常会在纸上模仿游戏厅老虎机那样画 24 个格子，在不同的格子画上自己喜欢的卡通图案标注不同倍率要同学们进行押注，然后我就模仿老虎机那个动画效果来摇奖。我做的这个游戏，同学们给的评价只有三个字——“痞死哒”（意思是非常坑）。此外我和同学们还会各自画一些原创的“大富翁”棋盘，然后叫一帮子人过来玩。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一位女同学走到了一个格子，描述是“唱一首歌，然后向其他玩家每人收取 20 元”，然后她唱的歌就是“啦啦啦，给我二十元。”
我们也会养小动物，最流行的就是养蚕，我们用纸折成一个小盒子，把蚕和桑叶放在课桌里。有时侯放学后要去别的班级参加一些竞赛培训，随手就能摸到别人养的蚕。校门口有个老太太经常拖一麻袋的桑叶在门口卖，一毛钱三片。有一次我养的蚕把叶子吃光了，而那天门口又没有人卖，有一位男同学就从他的一个小盒子里拿了几片叶子给我，说“我不会看着你的蚕被饿死。”他说的这句话至今都让我记忆深刻。我在小伙伴里养蚕算是养得比较好的了（主要是得益于我老爸会养各种动物，比如他可以把我家的猫训练得会自己使用蹲坑上厕所，简直和人一样，我则经常喂猫咪吃肯德基鸡翅里的鸡骨头），养的蚕丛蛹中破出来变成蛾纷纷产卵，没几天孵化出上千条黑色的幼蚕，由于数量太多送人都送不完，于是最终只好把这些小蚕免费送给卖蚕的小贩了。
小学时流行收集宠物小精灵的贴纸，当时集满一册贴纸可以去换大礼包，买一包零食会送三五张贴纸。同学们都在收集这个，也有的同学用这个卡片玩“拍三剁”，就是两个人每人拿出若干张卡片放在一块往地上拍，谁最先拍出三堆就可以把这些卡片赢走。我当时想，这貌似是个获得一堆卡片的方法，但是机智的老夫肯定不会直接和其他同学去玩这种游戏，于是我就拿出一些卡片分别分给几个同学，让他们去和其他同学玩，赢了就分一点给他们。结果没过一个下午，他们每个人都赢了一大堆卡片回来，我随后就把一部分卡片分给他们，然后自己“不劳而获”搬了一大堆卡片回家。我表弟当时和我念同一个小学，他效仿我的做法，也搬了一袋子卡片回来。卡片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要这么多也没啥用，于是我们就用剪刀把卡片上的图案剪下用来玩外星人占领地球的弱智游戏，并把家里贴的到处都是。
我家离学校不远，不少同学也都住在学校周边。当时有六七个小伙伴放学以后经常到我家楼下来玩，印象比较深的是我自己发明的叫“大炮”的弱智游戏。有时候好几个同学准时跑到我家看宠物小精灵，周末的时候，一些同学就会跑到我家来玩“小霸王”游戏机。
不过毕业后来往比较密切的是两个女同学。从 12 岁小学毕业到现在的十几年里，我们每年都要约好几次见面。其中一位是我刚进一年级时的同桌，在开学第一天的放学后，我居然把她当众给抱了起来（到现在我也不记得是为什么）；而另一位现在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两个儿子都管我叫干爹。
小学毕业以后，由于初中学校的关系，我家从河东搬到了河西。外公和外婆由于不舍得和我分开，没过多久他们也买下了我家附近的房子搬了过来。
初中时学业压力比小学大了不少，放学时间比较晚，再加上中学已经不是小学那种就近就读的原则，这个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各个地方考过来（或者砸钱进来的），不少同学家离学校比较远，所以在放学后我们也没有太多机会在一起玩，于是我们就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在学校的时间里。
比如有一段时间我带头玩“开银行”的游戏。每个人都可以开设自己的银行来“印钞票”（其实就是自己在白纸上画），你要想办法吸引别人来你这里存款，存款后我们就会画一本存折给他，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过家家。当然这种钞票如果如果不具备流通性质那一点用也没有，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问别人收费。比如借个橡皮擦要收费 5 元，问个问题要收费 10 元。由于我们可以随意“印钞”，所以到后来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借一把尺子就要收费两万元，然后就玩不下去了。这大概也让我第一次对经济学有了概念——无节制的印钞最终会使建立好的体系完全崩溃。
有一次这个游戏玩“脱手”了，在以前的博客中我也提到过，那就是上课时“付钱”的过程中被学校的副校长发现了。副校长是教英语的，而我的英语成绩又很不错，她发现我带头玩这东西非常生气，于是把我和班主任都叫到了办公室，还把我爸也叫来学校当面训我。我爸看到我流泪时，居然对着副校长大发雷霆：“他做得有什么不对你可以和他说，但是不能责备他。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舍得打骂，就凭你你有什么资格骂他？”班主任见状只能摇摇头，示意我回去继续上课。
当时的我觉得父亲这么做，大约是认为学校不能用教育其他学生那样来要求我，不能用各种条条框框来扼杀我的天性。初一的时候我在初二（更高年级）的数学竞赛中获奖，在父亲看来，我能取得这样成绩的原因就是我有我自己的主张，虽然上课时传纸条确实是在玩，但如果过多责备的话会不会反而让我对学习失去兴趣呢？
前一段时间父亲提起到了此事，说当时他是看到我伤心的样子瞬间火气就上来了，才会对老师发脾气。所以父亲当时这么做并非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只是单纯的护子心切。在他人眼中，我爸这么做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毕竟为孩子护短只怕他以后会更加无法无天。但是恰恰相反，从那一天起我明白了，不论我处于何种境地，家人始终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感受到了家人给予我的那种爱护和信任。相比于直接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用自己的行动言传身教会有效果的多。
刚进初中时大家都处于青春期的开始，坐在我前后排的几个男生大概是这方面的“先行者”，每天都在讲各种黄段子。我的同桌是一位学习成绩不拔尖的男生，每次月考结束后，由于教室被用作考场桌椅会搬出去很多，老师给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一半的同学就得站着，而我每次都是直接坐在我同桌的大腿上听老师说废话，直到他说脚发麻了要我坐另一条腿上。他做的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有一年我过生日的当天，他得知是我的生日的时候，就在班级的自由谈（当时初中班主任放在班上的一个小本子，学生可以在上面写任何内容来发泄情绪——我至今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创意，不过最后也开始言论管控了）上画了三条蚯蚓给我当作“生日礼物”。在大学毕业后的一年，他给我打来电话，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叫我的名字，也不是问候，而是“你现在还是处男吗？”，我嘞个去，这哥们怎么变得这么饥渴了？
当时有一位女同学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认我做“干爹”，我至今记得她有一句话是：“干爹，你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我英语成绩还不错，于是有两位女同学则叫我“师傅”让我帮她们辅导英语。我则要求她们每周写一篇文章，然后我会用红笔批改其中的错误（你别说，初中时期用这种方法来练习我们的水平都长进了不少）。
我初中时关系最好的同学是一个也很瘦的戴眼镜的小伙子。初一时父母给我买了电脑，他家也有电脑，于是我们开始用软盘写了一段时间的交换日记，每天到学校后把软盘交给对方——“给你”。我们当时写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废话（冥冥中记得也有聊到理想这种高深的话题）。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看过我大学时期的博文的人都知道，我经常“压榨”同学和学弟去做各种事情，就连老师的话我都可以按心情选择是否听从。而这位哥们是我身边的人中极少数可以对我“强势”的人。放学后有时我会和他一起坐 35 路公交车回家，我比他要早很多站下车，他一定会把我堵在里面的座位上不让我下车，强行把我拖到他家附近的一家烧烤摊陪他吃豆干。吃饱喝足后把我往旁边一推说你可以回去了，他则高高兴兴地回家，把我留在风中凌乱。
转眼间好多年过去了，过去的那些事情都已经尘封在了记忆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早已长大成人，再也无法像小时候那样玩耍。但即使是这样，我想我们的心还是一直不会变，我们仍然要见证彼此的生活，继续携手书写接下来的人生篇章。